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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407年，东晋益州刺史司马荣期在平定叛乱时不幸为部下所害，其子司马楚之时年17岁，带着家兵护送父亲的棺椁返回丹杨。然而他并不知晓此时的东晋政权已落入权臣刘裕手中，一场针对司马氏的血腥屠杀正在建康城内兴起。或许是上天的眷顾，年轻的司马楚之混在一群和尚中间，竟偷渡过长江，逃过此劫，一路颠沛终到荆州，投奔了在那里当刺史的叔祖司马休之。此后变故横生，他又出逃汝、颍一带，并召集起万余义勇以对抗刘宋政权。然而南面的血仇还未得报，北面的异族铁蹄已至，北魏大将奚斤率兵压境，在权衡利弊之下，楚之遣使归附，被明元帝拓跋嗣授予荆州刺史。北魏太武帝即位之后，楚之更是凭借战功一路高升，成为人人皆知的一代北魏权臣。一路走来，他早已从不谙世事的少年长成老于计谋的狐狸，他深知自己以司马氏之身处于鲜卑之地正如羊入虎口，站得越高树敌必然就越多。为了站稳脚跟，他积极与鲜卑大贵族通婚，不但自己续娶了河内公主，生下了具有汉、鲜卑两族血统的司马金龙，还为金龙迎娶了北魏名臣源贺的女儿钦文姬辰。钦文姬辰去世后，司马金龙又娶沮渠氏为妻，沮渠氏的父亲是北凉的末代皇帝沮渠牧犍，母亲则是太武帝拓跋焘的妹妹武威公主。

作为高等贵族子弟的司马金龙，甫从中书学毕业，即授中散。直宿禁中，与皇帝朝夕相伴，以文武医卜之技侍奉在侧。在太安二年（456年）至和平六年（465年）之间，金龙被文成帝拓跋濬擢升为太子侍讲，为尚处幼年的拓跋弘讲解知识，陪其读书。后来轰轰烈烈的孝文帝汉化改革，这位江左士族的影响定然不可估量。

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屏现收藏于山西博物院，这部分漆屏，为保存完好的五块漆屏的第一、二块，展出的为其正面部分，从上到下绘制有《有虞二妃》《周室三母》《鲁之母师》《班妃辞辇》四个故事，皆为汉代以来盛行的宣扬儒家礼教的传统题材，反映了司马氏几百年来一直秉承不断的经学传统。更为重要的是其毋庸置疑的艺术价值：如春蚕吐丝一般流畅细密的线条以高超的技法游走飞动，粗细转换自如，还带着明显的隶书笔意，在转弯处利落的方折处理上又可以瞥见来自北朝的力度。不同于传世《女史箴图》摹本的一味柔丽，这种力度来源于朔漠风沙的锤炼，在至今镌刻在石壁上的北魏飞天与北碑上，我们能更明显地感受到这种气息。线条之外，这幅漆屏的色彩也值得一提，这种反复晕染以指示空间的色彩处理方法显然不是产生自中国本土，而是产生自印度，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和西域两路传入中土，在当时被称为“凹凸法”。画史上最早记载使用这种方法的为南朝梁武帝时的大画家张僧繇。据记载，他曾在建康一乘寺用天竺传入的凹凸画法创作壁画。而北方丝绸之路沿线的各个石窟壁画中也屡见这种技法的身影，赫赫有名的敦煌285窟（西魏）就大量使用这种方法。然而，在可移动文物上看到这种色彩技法还是令人激动，而且清楚地展示出早在北魏这种方法就已经脱离了单纯的佛教壁画，可以和任意题材相结合。

所谓“伴君如伴虎”，北魏文成、献文和孝文三朝皇位的嬗递充满阴谋政变，司马金龙以微妙的身份身处北魏高层权力斗争漩涡的周遭，对政治的残酷可谓知之甚深。他明白稍有不慎，整个家族便可能一夕倾覆。因此他时刻警醒自己要谨言慎行，以图在政治的激流和漩涡中存身。在大同博物馆保存的漆屏下段，有一处榜题和三处题记，都是有关克己的文字，例如“如履薄冰”“子口，存亡之门，成败之术”“言之不可慎，故《金人铭》皆三（缄其）口，言出患入，言失（身）亡。是以当言而惧，发言而忧，如赴水火，履危临深，不得已，思虑而后言”等等。这些文字的选取定然和屏风主人的心态息息相关，透露着司马金龙心底的焦虑与戒惧。

除了生存哲学，这块屏风上还体现着司马金龙对从未谋面的江南故国的复杂情感——既是不可不思的温润故乡，又是难以磨灭的血仇敌国。一生生活在北国风沙中的司马金龙，从未亲身体会过一场吹面不寒的杨柳春风，但所有跨过长江的梦想，又都只能通过踏平故土屠戮同胞来实现，痛苦与兴奋杂糅在他的心里，时时刻刻折磨着他。在发掘金龙墓的过程中，清理出一些屏风上因潮湿剥落的漆画残片，其上部分榜题里出现了“晋公子重耳”以及“（张）孟谈”“高赫”等字样。这两个典故皆有复国之意图，且以流亡去国又王者归来的晋文公自比，更是司马金龙内心的不二写照。

司马金龙，以晋室之国姓而眠于北魏御河之畔，其错综复杂的身份背景之下是魏晋民族大融合的炽烈火焰。而这一抹灼热的鲜红色也的确完好无损地保存了1600多年，至今仍在漆屏光亮如新的表面上跳动。

【北魏·司马金龙漆屏（左二块，共五块）】山西省博物院藏·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